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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十二任总统是如何评价毛主席的?震惊国人

2017-07-10 21:34:31 来源: 西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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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曾经狠狠教训过美国这位战争狂人和霸主。但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之后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没有一个说过毛老人家的坏话。我们能看到的美国总统对他老人家的评语是这样的:

  艾森豪威尔:“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胁对他没有用。”

  在毛主席第二次出访莫斯科时,曾同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爆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主席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他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他并没有听懂毛主席的话。许多年后,他仍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引用了这段话,并认定毛主席是“疯子”、“战争狂人……”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没有听懂毛主席的话,他抱怨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仅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听懂了,他曾叹息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胁对他没有用。”

  肯尼迪:“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军队桂系实权派首李宗仁夫妇从海外回国。7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热情地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在交谈中,程思远说,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总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他的手下人研究中国。有一位国民党的朋友曾介绍,肯尼迪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肯尼迪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尼克松:曾流泪赞扬毛主席“高瞻远瞩”,“毛主席就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历史学家将会对他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作出估价。毫无疑问,他只争朝夕地为了他所看到的前景和他那样强烈信仰的原则而努力。”

  福特:“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 ,“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美国人不会忘记,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同美国一起采取行动结束了一代人的敌对情绪,在我们两国关系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和比较积极的时代。”

  卡特:一生之中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泽东。在他的言论中,常常提起毛主席,包含中美座谈会,开场白就令人赞叹:“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4周年的日子,这位从湖南走出来的智者改变中国,也改变了全世界。”

  克林顿:“毛泽东无愧于世界级领袖,‘毛泽东热’在中国内部乃至国外不降反升现象,更令人可思议,美国人应当研究他的思想精髓。”克林顿「写」道:毛泽东说「若想了解梨子真滋味,就必须亲口尝尝」,这句话真让我欣赏。

  小布什:“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位置是无法取代的”他在耶鲁大学“思想与战略”的研讨会上,突然向众人发问:大家知道世界上哪本书发行量最大?看的人最多?众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的摸不着头脑。片刻的宁静后,布什从笔记本下抽出一本“毛泽东选集”向众人展示!接着说道:就是这本书——《毛泽东选集》!

  布什继续说道: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位置是无法取代的,大家都知道我的父亲,70年代曾经当过驻华大使,深深的感受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他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并且还在继续影响着现在中国青年一代。这本书是我父亲当年从中国带回来的,已经收藏了几十年

  布什继续说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和伟人,一个没有英雄和伟人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我们美国的青年不仅要知道华盛顿和林肯,也应该知道毛泽东。我的父亲曾经跟我说,中国青年对于我们的华盛顿和林肯都非常了解,甚至超过我们的青年......英雄和伟人是没有国界的......据悉,布什在耶鲁的讲话结束数天,美国很多地方掀起了毛泽东热,有关毛主席的各种书籍和画册纷纷出版。尤其是毛主席的大幅画报尤为畅销,颇受青年人的欢迎,很多人以家里挂一副毛主席的画像为骄傲......美国《时代周刊》还特别为毛主席做了一期封面。

  奥巴马和他的竞选对手共和党人麦凯恩竟然都是毛主席的粉丝。麦凯恩在竞选演说中不断使用“百花齐放”“黎明前的黑暗” ,脱口秀主持人雷诺还好心提醒他,在选举中不断引用毛语录可能对他不利,但他还是照用不误。而奥巴马在竞选成功的演说中直接引用“到中流击水”。在执政百天演说中称“只是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并且在白宫圣诞树上挂出毛主席像。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毛主席的惊人评价:

  毛泽东已经辞世三十五年了。在这三分之一世纪中,岂止是人走茶凉、世态炎凉,那真个是沧海桑田、几度换过人间。就拿世界头号强国美利坚来说,在这三十五年中就换过七届总统:福特(1974-1977)、卡特(1977-1981)、里根(1981-1989)、乔治·布什(1989-1993)、克林顿(1993-2001)、乔治·w·布什(2001-2009)、奥巴马(2009-)。

  如果说,在朝鲜战场上吃过亏的杜鲁门(1945-1953)和与毛泽东直接打过交道的尼克松(1969-1974)称赞毛泽东,那还有一点理由;但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这三十五年中离毛泽东最远的奥巴马身上,难道不令人震惊吗?

  这种事还真的发生了。据报道,为应对2012选举,美国民主党1日和5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地区展开以“民生第一”为主题的街头游说。奥巴马总统1日下午在华盛顿宪法大道发表了首场演说。奥巴马在演说中提示国民,美国的外交可能发生不再追随资本家言听计从的大转型,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内政外交。在谈到外交和防卫问题时,奥巴马说:“什么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这两者绝不是两码事,不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国民要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愿望是民主主义的根本。在这同时,大政方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众的政治责任感的强弱,也就在相应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外交的强弱。在这个意义上,外交难道不就是内政吗?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是好是坏历史会有说法。

  作为一位没怎么出过国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变得非常卓着。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我们美国对峙并一路走来。可见,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这是我对毛泽东的外交感触最深的地方。”

  奥巴马的话是真诚的。他对毛泽东内政外交政策基点的分析,是很符合实际的。同时,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奥巴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从内心对毛泽东是尊敬的。尊敬来自何处?

  “毛泽东毫不畏惧与我们美国对峙并一路走来”——正是毛泽东身上洋溢着的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民族气节和情操,征服了大洋彼岸的异族总统奥巴马,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多么大的感召力!

  越是优秀的民族精神越是世界精神的宝贵财富,奥巴马深懂这一点,他从毛泽东身上找到了自己需要学习、补充的精神,并且毫不隐晦地宣称自己 “对毛泽东的外交感触最深”。

  列宁曾经公正地称赞过“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奥巴马体现了这种求实精神,并且是在尊重、承认中华民族精神及准绳的前提下称赞毛泽东,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按照所谓普世价值的观念来衡量、歪曲毛泽东,仅为此,我们就应当尊重奥巴马,尊重他所代表的具有求实精神的美国民族

  有人说,奥巴马是想用毛泽东给自己拉选票。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试想,奥巴马的这番话为了应对2012选举而说的,那是斟酌再三、慎之又慎,要求字字句句都有千军万马的作用,怎敢含糊?

  预言之说神乎其技,非圣人不能为之,毛主席一生有很多预言,这些预言大都实现了,误差几乎为零。

  1.只要坚持斗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就大肆叫嚣“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人口损失惨重,不能再打了。斯大林害怕跟美国打,被美国的战争讹诈吓倒了,做了许多不该做的让步。

  比如,当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时,进入已成真空地带的朝鲜。美国想不到苏军推进这么快,匆忙中让一个中校研究与苏联的军事分界线,该中校提出了三八线

  按理苏联完全没有必要理睬,还应该提出中苏美三国分占日本,并不管美国是否同意,都迅速在日本登陆。可斯大林居然连讨价还价都没有就同意了,造成了朝鲜的分裂。这是大国主宰小国的恶劣例子。

  在欧洲,希腊都是共产党的势力,只差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们共和国成立了。可苏联把希腊划给了西方,让希腊共产党缴枪,把在英国的毫无实力的资产阶级代表迎回来。不久在美英等支持下,希腊资产阶级政府大肆屠杀共产党,从此希腊共产党一蹶不振。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人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毛主席于1946.4.发表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在毛选第四卷。该文篇幅很小却极其重要。毛泽东主席不信邪。

  他认为美国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当时不过是吓唬人的,想不战就得到利益,当时国际形势是“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结果是“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妥协只能是“作了坚决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历史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斯大林不敢斗争,结果美国得寸进尺,发生了朝鲜战争

  斯大林还准备放弃朝鲜,如这样,美国还将株求不休。年轻的从废墟上爬起来的人民共和国,“作了坚决和有效的斗争”结果是:最后妥协线钉在了三八线。

  2.朝鲜战争必然会遇到困难,但“最后的胜利就是我们的。”

  见毛选第五卷《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顺便说一下,现在居然会有人提出朝鲜战争究竟是谁的胜利。荒唐可笑之极。美国自己权威人士说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里,和一个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协定上签字的将军”。有人就说:“你看,美国只是说他没有赢,所以中国没有胜。"

  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麦克阿瑟先说要回去过感恩节,后又说要过圣诞节,甚至叫嚣鸭绿江不是不可逾越的。结果打了三年未见到鸭绿江。

  毛主席早就预料到结局是妥协,结果是在板门店签停战协定,谁的政治目的达到了,谁胜利了,一目了然。

  毛主席不是不知道战争扩大到中国对我们和平建设很不利,但他知道战争扩大对美国也很不利。不然美国早就出兵帮蒋介石打共产党了。

  相反,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如果坐视不救,美国到了鸭绿江边,又视我们软弱可欺,势必得寸进尺,那才对我们和平建设很不利。

  3.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上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见毛选第四卷。

  4.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

  1949年,美国的理论是中国历届政府都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一样,早晚要跪在它面前。中国如要与它平等相处,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孤立自己。它等了二十二年,毛主席没有跪在它面前。尼克松来到中国,说中国解决了八亿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个很大的成就,――尼克松是打着白旗来的!

  1972年,发生世界性的大饥荒,使人至今谈虎色变。但我们中国纹风不动,一直至今中国不少人还不知道那次大饥荒。从此,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百分之七的土地,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就在世界上传开了。尤其到了一九七三年。此说最是盛传。

  5.中国能够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在《别了,司徒雷登》里,毛主席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么?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么?六十年代,法国与中国建交。七二年尼克松来中国就是最好的实证。

  6.对外国资本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毛选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说:“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听到他们说我们应该这样搞、那样搞时,要记得:不但他们管多了,中国该怎样搞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要他们来教训。而且要想一下,他们这样教训我们,其背后是他们自己将得到什么好处,谋取什么利益。记住:毛主席说的“做生意、借钱”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互利”。西方国家不会在无利的条件下做,我们也不能在光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下做。

  前苏联与东欧剧变后,对西方国家就抱了极其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伊朗巴列维从西方引进了大批洋企业,企图把伊朗建设成先进的工业国,尽管它实际上是美英等的走狗,美英等也不领情,结果引进的企业开动不起来,而西方国家的钱赚了。

  伊朗革命,巴列维要求到西方国家避难,走狗没用了,谁也不理睬,最后是埃及的难兄难地才给了容身之地。一九七二年,比巴列维早,毛主席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二十六个大工程,由于立足自力更生,注意适合中国国情,却是最成功的。就拿中国人民的衣着改善来说,最主要就是得益于这中间的四大化纤企业。

  7.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以前外国看不起中国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对外屈膝退让。历届政府都救不了中国。解放以后我们政治清明,对外不卑不亢,经济发展迅速,与欧美日差距大为缩小。在第三世界第一个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又在朝鲜与越南打败了美国

  1971年恢复联合国地位。许多国家宁与台湾断“交”,也要与中国建交。尼克松、日本的田中相继到中国来。到七五年,美国甚至说联合国被中国操纵了,扬言要退出联合国。那时我们已是第三航天大国、第三核大国、第五海军大国。七九年我们的西昌卫星基地对外开放,美国人惊叫起来:“休斯敦休斯敦!”

  1975年还成立了507所,准备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开始了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这是当时英法等国所不能企望的。现在甚至我们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前社会主义国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公开走资本主义道路救不了前社会主义国家,反而越搞越糟糕,取得起码成效的一个都没有,今后还会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早晚还得回到社会主义道路来。

  8.赫鲁晓夫难不倒中国

  赫鲁晓夫以为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就可使中国经济建设搞不起来了。1963年周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取得了三大成就: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这在第三世界是第一个)、石油自给、中国即将成为一个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内债的国家

  当时称之为给帝修反的三颗原子弹,不久赫鲁晓夫在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声中下了台。毛主席说要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9.中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

  1964年由周总理宣布,这已经成了事实。毛主席预定在1980年,1976年逝世时已接近完成。这在第三世界到今天为止还是唯一的一个。

  但这是计划,就象十年内搞出原子弹与氢弹那样,还有一个搞不搞、怎样搞的问题。如果不搞或者搞的方法不对,就不可能实现。如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虽然被人喊得震天响,却没能实现。但我们相信不管如何曲折,终究是要实现的。

  10,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

  这不但为越南战争所证实,也为毛主席逝世后的历史所证实。比如,前苏联打不下阿富汗。以色列被从黎巴嫩赶出去,还有弹丸之国打败了俄罗斯,美国在索马里撤兵。今天美国到处侵略,无不是陷入泥坑。早晚也会被赶出去。

  现将中国普通百姓毛泽东的评价整理如下:

  毛泽东把一个支离破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革为一个新兴的、基本统一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国。

  所以,从政治上讲: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

  毛泽东指挥一支长征后不到三万人的军队,转战南北,通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彻底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八百万军队。现在仍然是美军西点军校教科书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毛泽东军事理论的代表著作

  所以,从军事上讲: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毛泽东一生坚持自己的理念:“为人民服务”。至古帝王为自己,顶多为了江山社稷。毛泽东却始终高举“为人民”的大旗,这是任何一个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所以,从民心上讲:毛泽东中国绝大多数低层民众的“大救星”。

  毛泽东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廉洁勤政。作为最高领导人能够艰苦朴素过一生,最奢侈的食物也就是一碗“红烧肉”。痛恨贪官污吏,亲自批出尚方宝剑,痛斩高级贪官张子善和刘青山。而且要求自己的子女和后代廉洁奉公。

  所以,从廉洁上讲:毛泽东是中国最廉洁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一身正气。敢于对苏、美两霸说“不”!敢于捍卫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敢于勒紧裤带,顶住苏美“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威胁,搞出了“两弹一星”,让后人在毛泽东撑起的“核保护伞”下过太平日子。

  所以,从胆略上讲:毛泽东是中国最有骨气的领导人

  毛泽东重视人民的疾苦。明确指示医院:“不能为金钱服务、不能为特权服务。必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在缺衣少药的年代,坚持“送医送药下乡”;穷则思变的在农村创立了“赤脚医生”;咬牙坚持国家补贴搞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解决广大群众治病难的疾苦;真抓实干的在全国彻底消灭了性病、消灭了麻风病、消灭了血吸虫病

  所以,从医学上讲:毛泽东真是华佗在世。

  毛泽东重视教育。明确指示学校:“教育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义务教学”。

  在毛泽东时代,小学学费为1.5元/学期(还包括课本费)。大学全免学费,而且师范、石油、铁路、航空、邮电等大学还给大学生发工资。这样的免费教育体系在今天已经成为千古绝唱。

  所以,从教育上讲:毛泽东是比孔夫子更伟大的教育家。

  毛泽东重视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有“帝国主义封锁”,也有“修正主义”压迫。

  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毛泽东坚持发展经济,亲自写下了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论十大关系》,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一举改造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逐步走向繁荣的新中国。

  毛泽东甚至对农民的种地也亲自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方针。即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都一再向全国发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最高指示重视发展经济

  所以,从经济上讲:毛泽东是务实的经济学家。

  毛泽东历来重视民主和支持民主。早年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等民主运动,在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的民主作风。在文学艺术领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社会上坚持“让人说话,天不会垮;不让人说话,天总有迟早要垮”。坚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民主作风。

  所以,从民主上讲: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

  毛泽东重视外交战线和改革开放。对待苏联的无理要求,毛泽东敢于说不。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利用著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合作的大门。

  创立了“第三世界”的理论,成为第三世界崇拜的领袖,很多第三世界领导人来华访问因为毛泽东晚年健康原因没有获得毛泽东接见,走的时候还哭鼻子

  第三世界国家用轿子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驱逐了台湾代表,恢复了中国安理会成员的资格,种下了一棵为子孙后代遮风档雨的外交大树。

  所以,从外交上讲:毛泽东是高明的外交家。

  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毛泽东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自治”,同时有果敢的维护国家统一

  面对西藏叛乱果断命令解放军进藏平叛;面对印度对中国的领土入侵,果断的开展了中印边境反击战;即使面对陈兵百万,拥有数万辆坦克,数千架飞机的苏联强大军事压力面前,就是一个小小的珍宝盗也不轻易放弃。

  毛泽东说:“宁肯再次上山打游击,也不放弃一寸土地”。他既明确发出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代最强音,也在晚年蒋介石伸出了和平统一的橄榄枝。

  所以,从民族利益上讲:毛泽东不愧为民族之魂。

  毛泽东博学多才。

  既是伟大的诗人(代表作有气势磅礴和文才飞扬的《沁圆春。雪》和《毛泽东诗词集》);

  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代表作有《毛泽东选集》五卷和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还是一为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代表作有《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

  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代表作有《矛盾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著作)。

  所以,从才华上讲:毛泽东集“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为一身的多才领袖。

  毛泽东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是一位伟人,但也是一位凡人。

  他也犯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是当时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所造成的。绝不是他个人主观意愿导致结果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封锁”,如果没有“修正主义压迫”,如果没有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如果不担心“工农群众再吃二道苦”,如果没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毛泽东晚年就可能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

  当年,文.革中毛泽东连发几道“要文斗、不要武斗”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最高指示,有几个人听了?

  今天的人们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用辨证的观点,客观地和全面的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评价毛泽东。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群众更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的伟大,更加怀念一代伟人。

  所以,从历史上讲:毛泽东是功绩远远大于错误。甚至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那样的失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若真心要论起对毛主席的评价,这十三条又岂止够?

  那是人民道数数日也无法道清,无法道尽!他的伟大,又何须人民可以的去渲染

  他的伟大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一砖一瓦,他的伟大,必将被他所爱戴的人民世世代代传颂下去!

  毛主席是个伟人,一生有诸多的对中国今后发展的神预言,可是,你知道吗,薄一波也曾预言过毛主席

  这些年来,在中国最底层的亿万民众中,毛泽东热一年胜似一年。每当毛主席的诞辰日(12月26日)和祭日(9月9日)前后,成群结队地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伟人遗容,赴韶山或其他红色圣地举行缅怀活动,已成为一道势不可挡的风景。遍及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以各种方式举行的纪念、悼念活动,更是让人感奋不已!

  现在不仅仅是主席的诞辰日和祭日,就连元旦、春节,清明、、七一 、八一、国庆、中秋等等,逢节必缅怀,这些都是民间自发的。

  毛主席是空前的民族英雄,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伟大思想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曾这样评价毛主席:“任何时候都要将他放在民族大业,党的事业大背景下去考量;任何时候都要从党成长经历、制度及党内生活的大前提下来剖析”及“要把个人和政党区别开”。

  尽管他也受到冲击,但他信念依旧,曾对子女说:“我崇拜毛主席,即使我现在不自由了,我仍然崇拜他。”!多年以后,薄一波还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

  鉴于以上所述,党中央是代表民心民意的,拥戴、敬仰、怀念毛主席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XLW

  1952年,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完成后,主席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说了四个字,听后,毛主席又加了四个字。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同志出生于陕北富平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那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他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还不满15岁。出狱后,他长期在陕甘地区从事革命斗争,1933年与刘志丹等人创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是陕甘苏区最年轻的一位领导人

  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运动中被关押,幸被及时赶到的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解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任西北野战军副 政委,协助彭德怀解放大西北。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

  1951年亲自护送第十世班禅从青海进藏。1952年调中央,1953年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辅助周总理处理国务院工作。1962年9月,因一部名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遭康生诬陷,在“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前后长达16年之久。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1980年12月,调中央工作。1982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年后,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病逝。

  我从1996年初开始给习老当秘书,直到2002年习老去世,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年。以后,又有两年时间为其整理资料,直到2004年6月调到上海工作。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

  我是他的后辈,他所经历的沧桑岁月我无法亲眼见证,但作为他的秘书,我长期接触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也曾听他亲口讲述早年的种种经历,由此,我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了一点了解。

  毛泽东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

  毛泽东初识习仲勋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毛从当时农村院墙上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上看到了“主席习仲勋”的名字。

  当时,陕北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在革命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习仲勋当然 也无法幸免,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土牢里准备处死。

  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此时到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 等遭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真年轻”。习老后来对我们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

  1952年初,习老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

  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2002年习老逝世,薄一波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重登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盛典,了却了多年心愿

  199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习仲勋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

  习老为人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习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长期在深圳休息,没有回过北京。1999年9月28日到10月9日,习老应党中央的邀请,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典,是他九年来第一次回京。

  1958年9月6日,习仲勋同志在陕西蒲城县尧山中学

  虽然多年身居南方,但习老始终关心着北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这次应邀出席国庆大典,他显得非常兴奋。在来京之前,他就经常念 叨着:“九七香港回归后,我没有应邀去香港;之后,作为十五大特邀代表,我请假没有出席。

  但九九年的五十年国庆大典,我一定要参加。一九四九年,我作为西 北地区的领导人,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民一起欢庆新中国的成 立。五十年大庆,我要重登天安门城楼,亲眼看看新中国五十年伟大成就。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1999年10月1日上午,习老穿了一身女儿桥桥特为他出席国庆大典而定做的灰色中山装,于9时30分准时到达天安门城楼。习老被安排在城楼最前面第一排

  庆祝大会10点准时开始,看着广场上声势浩大的阅兵部队、展示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丰硕成果的游行彩车, 和热烈欢快的群众队伍,习老激动不已。他精神很好,多数时间一直站着,不时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我抓住机会,为习老拍了不少照片

  这时,习老让我向中办转达他对江泽民同志的感谢和问候。片刻之后,我们看 到江泽民同志出现在大殿门口,他跨过门槛,快步走向习老,上前紧紧握着习老的手,说道:“习老您身体真好,几个活动都参加了。今晚天气这么冷,您也来了, 连个围脖都没戴……您夫人身体可好?我让王冶平来看你们。”说着,江泽民同志招呼我和记者给他俩合影留念。

  在随后的几天,习老游览了北京市容,故地重游了中南海,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与老战友老同志叙旧,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直到10月9日返回深圳

  1949年习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的国庆盛典他重登天安门,可以说是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他的出席,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习老常常提起,他对这次北京之行非常满意。XLW

  习仲勋,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曾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是习仲勋解放初期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

  1949年底,项谦纠集一〇〇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习仲勋认为应当把国民党残匪和对我党有怀疑态度的藏族上层人士加以区别,尽量做好政治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集团,由此拉开了争取项谦投诚工作的序幕。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他高瞻远瞩,多次指示:正确解决项谦叛乱,不仅对解救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

  1950年8月,项谦投诚,来到西宁,向人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有他向政府投诚,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后,同年7月,项谦终于从南乎加该森林投诚。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感恩之情。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就高瞻远瞩地预计到,因为革命的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果不其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一些同志就滋生了“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典型的例子是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认为自己资格老,职务太低,于是倚老卖老,居功自傲,公开抵抗、诋毁省委,最后发展到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求当中央委员和河南省委书记。由于破坏了党的团结,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1980年1月,习仲勋(左二)、杨尚昆(左一)在广州向叶剑英(右二)汇报广东的改革开放工作。右一为胡耀邦

  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政治生活总体上是好的,绝大多数同志仍保持着大局意识的优良传统。习仲勋就是一位大局意识很强的领导干部,他服从中央安排,留任西北主持全面工作,特别是在他的统战工作领域,表现出了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在西北剿匪反霸斗争中,根据当时的局势和民族地区的复杂性,习仲勋从大局出发,为解决昂拉武装叛乱反复作出指示:“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并累计与昂拉部落头领项谦谈判达17次之多,最终成功平息昂拉叛乱,收服项谦,为新中国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对于党内滋长着的派别思想、分散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习气和地方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防范。一是通过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提高党员干部对大局的认识,使党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二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出有利于增强党员干部大局意识的“六个规定”,团结起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此外,这一时期党十分注重在经济建设领域强调大局意识。“从全局出发”“从全局设想”“树立全局观点,克服局部观点”等表述被广泛用于中央文件、指示中。如在编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党中央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必须批判。”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再次强调:“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大局意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先后提出了“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议大事、抓大事,胸中要有全局”“始终坚持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等新的大局观。1995年,《中央宣传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配合重大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及时进行国内外形势的宣传教育,不断增强职工的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这是“大局意识”政治术语在党的文件中的首次出现。此后,“大局意识”被应用到党员干部身上,并与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自律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改革意识、忧患意识等相提并论,成为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论及大局意识,并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与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一起纳入到“四个意识”之中,使之成为增强团结统一、凝聚发展动力的思想保证。首先,从“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到“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再到“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等等,表明了大局意识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治党治国治军的一条主线。其次,针对党内存在的纪律松弛、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伙等现象,以及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高屋建瓴地主张实行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切实加强组织管理,以此增强党员干部的大局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加强中央巡视工作,加大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力度。这对增强大局意识起到了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再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继续强调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必须顾全大局,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尤其是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了十二个方面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为大局意识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基本遵循。XLW

  大约在胡耀邦辞职后的一个晚上,习仲勋和秦川两人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突然转过头对他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事后,秦川才悟出,这两句听来没来由的话,其实分量很重。

  两代领导集体成员

  若按照通常所说的中共领导人的“代”际划分,习仲勋无疑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有什么特征?在我看来,大致应该符合这样两个条件,或者二居其一:第一,得有攻城略地、建立根据地之功;第二,1949年立国至文革前,担任过大区或者中央副国级职务。

  这两个条件,习仲勋都符合。尽管从年龄上看,他相对年轻。

  1932年,19岁的习仲勋在陕甘交界处的两当县发动“兵变”。1934年,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陕甘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因为他实在太年轻,有了个“娃娃主席”的称号。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10月初,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离开西北,习仲勋担起了经略西北的重任。那一年,习仲勋37岁,应该是当年五大区中最年轻的领导人

  1952年初的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习仲勋逝世,薄一波送来手书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

  1952年夏末,中共中央决定,调五位大分区负责人进京任职。习仲勋进京,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直到1962年被打成“彭习高反党集团”成员而被立案审查16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第二代领导集体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领导集体之上还有一个“扶上马再送一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可以说,第二代领导集体是以邓小平掌舵、胡耀邦等执政的格局。而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冲锋在最前面的机构,习仲勋是其中的一员,而且,作为胡耀邦的得力助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员。

  “他与胡启立一起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习仲勋传》如是说,“中央书记处大到重大问题的协调处理,小到文件、简报的审阅把关,无不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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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后,自然要进行深入反思。据一位同志说,1988年深秋,他去看望耀邦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到他离开总书记职位时,耀邦感慨地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叶剑英生于1897年,胡耀邦生于1915年,叶长胡18岁。对胡耀邦来说,叶剑英是革命长者。胡耀邦叶剑英十分敬重,叶剑英对胡耀邦关怀支持,爱护有加。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特别是在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的过程中,多次讲到他与叶剑英之间的事。现据我的笔记和日记,以及其他有关材料,按时间顺序略加整理叙述。

  (一)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即派人去看望胡耀邦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中讲到与叶剑英有关的一件重要事。他说:“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了‘四人帮’,十二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是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这件事有着特殊的意义。有的论著说,叶帅是派他的小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的,遗憾的是,至今未看到叶选宁写文章介绍有关情况,胡耀邦也没有多说。这一件事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帅在百忙之中派自己的孩子去看望胡耀邦,也说明他对胡耀邦的关怀和看重。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秘书陈维仁(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将胡的三条称之为“隆中三策”。写成条幅,在1998年11月举办的“中直机关首届文化艺术节书法、绘画、摄影展”展出。据说,叶帅听了叶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胡耀邦的三条,深以为是。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1977年3月3日,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3月12日,叶即找胡谈话。耀邦说:叶帅同他谈话后,他才敢于3月14日去看望小平同志。叶帅寓意深长地对耀邦说,到党校工作,“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书摘》第!期,转引自《报刊文摘》第1897期,2004年3月22日)胡耀邦果然凭借中央党校这个舞台,演出了有声有色、震撼中国大地历史话剧。

  (二)叶剑英给胡耀邦提出了总结十年“文革”的历史性课题。

  胡耀邦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上任。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央党校于9月按计划复校开学。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后的开学典礼。党中央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了。叶剑英也来了。开学典礼上,除了华国锋讲话,叶帅也发表了讲话。这里,讲一点我经历的事。那时,因为搞《理论动态》,耀邦常找我到他的办公室。大概是在开学典礼前一二天的上午,耀邦找我去谈一篇文稿修改的事,谈完后,我正要走,他说,老沈,坐一下。我就坐在沙发上,他却站着,我发现他的心绪很好,他对我说,开学的事都准备好了,几个讲话稿都写好了。他说,叶帅的讲话稿是让几个人写的,改来改去还是不行,后来,我就亲自改写了一下。他还将自己的讲话稿中关于我们干部队伍中几代人的一段,背着手,度着方步,给我背诵了一遍,问我,怎么样,我说,很好。

  叶剑英的讲话中有几句重要的、很精彩的话:“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

  这里已经提出了理论要接受实际检验的问题。

  在以后的日子里,耀邦在同我们谈话中,不止一次地重申这些话,说明他对这些话的重视,很可能这些话就出之于他的手。

  叶剑英在讲话最后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实际就是要总结十年“文革”。这是叶帅代表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光荣而十分艰巨的任务。胡耀邦正是在落实这项任务时,提出了运用实践标准,起草了文件,组织八百学员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中央党校又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三)叶剑英胡耀邦的两次谈话。

  1979年1月29日,胡耀邦在钓鱼台中宣部召集我们开会时说:“我始终坚持这种想法,今年明年还是要紧张作战,把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乾坤扭转过来。现在还是乾坤始转,乾坤初转。林彪、‘四人帮’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所造成的灾害,带来的麻烦,留下的困难,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同志对这个估计不足。25号叶帅上午回来,下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五点到他家里谈到七点钟。我把这个观点给他讲了。1977年二月份叶帅同我谈过一次话。我希望他老人家这一生做三个计划,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一个十五年计划。趁你在世时,头一步能把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乾坤扭转过来,这就了不起,到马克思那里去就是八个字:开国元勋,乾坤巨手。25号下午我又谈,形势两年多来有很大变化,但还只能说乾坤始转,乾坤初转。他听了还是激动。”

  (四)叶剑英赞赏胡耀邦主持选编的中央党校教材。

  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那天看电影,叶帅说,你们做了好事,搞了一百多万字的马列主义的东西。”在胡耀邦直接主持下,中央党校选编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叫做《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共四本,分别是“哲学部分”、“政治经济学部分”、“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党的学说部分”。这些教材也送给了中央领导同志,叶帅看了之后倍加赞赏,并表示自己也要好好学习

  (五)叶剑英支持和指导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耀邦在上述1978年8月18日的谈话中还说,叶帅说要开一个务虚会,理论的务虚会。耀邦对叶帅说,这个问题我认为要准备把它扩大,不光讲真理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要影响各条战线的工作。我那天给他们出了个题(给理论动态组出题),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检验

  叶帅提出了开理论务虚会搞清是非的主张。耀邦将自己准备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扩大的设想,报告了叶帅等人。叶帅是怎样表示的,耀邦没有说,从他的口气看,是得到了支持的。

  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发表的引言中说:“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在胡耀邦主持下,理论务虚会开得很有成效。而这个会议源出于叶帅的提议

  (六)耀邦思念叶帅

  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后,自然要进行深入反思。据一位同志说,1988年深秋,他去看望耀邦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到他离开总书记职位时,耀邦感慨地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XLW

  1987年1月初的学生活动,给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对胡耀邦做了批评,胡作了自我检查,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来又就中国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党内有人讨论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并认为,那些认为西方科技的引入会影响国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提出,应该清楚地划分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让艺术走自己独立的道路。

  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xx和王xx(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xx,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始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国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

  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关邓小平对坚持改革和反对自由化问题的观点、论述,官方始终未作更多的公开报道。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祥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xx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学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了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生活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才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xx、刘xx和王xx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者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辅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xx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

  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游行的结果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评他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胡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停止了与外国人的接触。根据1989年的传闻,他从中南海的办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晚清史。或许是邓小平的示意,也可能是邓的支持,赵xx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代替了胡耀邦的职位。

  胡耀邦的下台,打乱了邓小平在他之后的有关人事安排。自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元老派将逐渐减少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老的太老,年轻的,像赵xx,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经验尚嫌不足,况且他曾经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过,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李鹏,作为副总理,不到六十岁,政绩虽然优秀,但缺少在党内工作的资历。XLW

  华国锋辞职后,有人写了两篇文章,并将这篇文章送到上头,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因此引起了一场误会。陈云为此直接责问胡耀邦。胡摸不着头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理论动态》有两篇文章,引起不小的风波,而且后果严重,影响深远

  这两篇文章是:

  《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写作者:孙长江,《理论动态》第282期,1981年6月10日。

  《跳出圈子想问题》,写作者:王聚武,《理论动态》第296期,1981年8月20日。

  关于此事,吴江在《十年的路》书中,有全面的记载。我不是主要当事者,但也是直接当事者之一。《理论动态》这两篇文章的事,至今仍是历史悬案。我撰写这篇文章,是将我所知的情况如实记载下来,对吴江的叙述作一些补充,也有一些是对吴江叙述的补正,立此存照,以正视听。

  有关《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这篇文章的情况,先将吴江的记载抄录如下: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批评华国锋并决定将他的辞职要求交六中全会去讨论之后,大约在一九八一年二月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党校副校长冯文彬,突然向我提出建议,《理论动态》要写一篇文章反驳一种议论。

  冯文彬不负责《理论动态》写文章,也从来不过问《理论动态》的事,这次要求《理论动态》写文章,并且是要反驳一种议论,是什么议论呢?据他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中央批评了华国锋,华国锋准备辞职下台,有人对此抱不平,因此流传一种说法,说华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未可厚非,而现在上来的新领导人(主要指胡耀邦)倒不够谦虚谨慎,说话随便,很有可能把事情搞糟。冯文彬说:这种说法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也可能别有用心。

  书记处议论了这个问题。冯文彬特别说,陈云同志的秘书王某也认为需要写篇文章批驳这种议论。冯说,文章要求说明,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谨慎谦虚,现在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是一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我对写这样一篇文章持保留态度。因为一则,华本人已主动提出辞呈,按情理不宜再写此文;再则,文章不能指名道姓,一般化的批评反而容易阻塞言路,显得没有器量。因此我颇费踌躇。但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动态组’写这篇文章。我于是请研究史学的孙长江执笔试一试。

  为了选择适当的角度,文章停停写写,一直拖了几个月。勉强写成后,经‘动态组’集体讨论,然后由我审查签发,以《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为题,刊登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理论动态》282期上。

  这篇文章我事先没有向胡耀邦报告,因为据冯文彬告诉我,此事已在书记处会议上议论过。文章刊出,冯文彬又没有同我商量,直接将文章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又转给了新华社,准备报纸刊登后向全国播发。不几天,冯文彬找到我,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一个不祥的消息,说:有人将这篇文章送到上头去了,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因此引起了一场误会。陈云为此直接责问胡耀邦。胡摸不着头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冯文彬说完等我的回应。我什么也没有说,转身离开了他。对这种事我能说什么呢?

  事后获悉,这篇文章是被一位经手的大概具有特殊嗅觉神经的人上送胡乔木、邓力群,然后又到达陈云手里。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就此成立。(这里特别提一下,上送文章的人不久果然很快升了官,真可谓‘立竿见影’!)”(吴江:《十年的路》第117-119页)

  这是吴江讲的情况。下面讲我接触到的情况。

  我住在中央党校大院北边最后一排房子,房后不远就是围墙。冯文彬住在前面,隔开两排房子,是甲级楼最前一排。我们每天早晨都锻炼身体。我在路上跑步,冯由夫人陪同在路上散步。地方不大,来回都会碰面。大概是四月间(不是吴江说的二月间),有一天早晨碰上冯,他叫住我说,有一种说法,在第一线实干的人是不谦虚谨慎,不干什么实际工作的人倒是谦虚谨慎,你们《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大意)。上班后,我立即向吴江汇报了冯文彬的话。这样,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大概过了两个多星期,那天早上,我骑自行车上班,经过冯家的门口(这是每天必走的路径),他在门口呼叫:沈宝祥!我下车到他那里,他问,那篇文章写了没有?我说,我已经向吴江同志汇报了,写作情况我不知道。冯说,这是陈云同志的话,你们要赶快写。我一听是陈云同志的话,就觉得这事重要,到办公室后,立即给吴江打电话,汇报冯的话。这也引起了吴江的重视,大概很快就将这个任务交给孙长江了。吴江说,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他们是否还通过电话,或另有接触,我不知道。我记得孙长江很伤脑筋,来找我们问,这篇文章该怎样写,我们进行过议论。吴江说,“拖了几个月”,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是抓得比较紧的,前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

  我的日记有记载:

  (1981年)“6月2日下午,小组讨论通过《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孙长江写)”。

  按照胡耀邦的规定,《理论动态》刊登的每一篇文章,不论作者是谁,都要经过理论动态组集体讨论修改通过后,才能送他审阅。讨论这篇文稿的具体情况,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们对中央最高层的情况,特别是有什么矛盾,确实不知道,也不敢乱想。平时胡耀邦同我们谈话中,对邓小平和陈云都是很尊重的。从我个人来说,对他们二位都很崇敬。我们当时的认识是,这篇文章是宣传陈云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是支持耀邦同志。批评陈云,绝对是不可设想的事!这是当时基本的情况。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下讨论和处理这篇文章的。

  吴江说冯文彬从来不过问《理论动态》的事。实际情况是,冯经常参加胡耀邦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也发表一些意见。每年一次的《理论动态》创刊纪念活动,冯都参加了。这既表明是冯对《理论动态》的关心,也反映了冯与胡的特殊关系。以后,胡耀邦的职务越来越高,工作越来越忙,有时顾不上《理论动态》的工作,而冯又同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几次召集我们理论动态组人员开会,讲一些情况,也提出一些题目。XLW

  “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 减号是多少。”

  华国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降职的“淡出”的过程……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他主持。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 耀 邦、叶剑英、邓小平、赵 紫 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 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 耀 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 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 耀 邦同志为 中央委员会主席;赵 紫 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 席组成,他们是:胡 耀 邦、叶剑英、邓小平、赵 紫 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就是说,胡 耀 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 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还通报了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 耀 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XLW

  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丁盛的意见,对丁毕恭毕敬,但是在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为何突然对昔日恩人下手。其实早在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特意当面点拨丁盛: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1955年,中南军区一分为二:广州军区由黄永胜任司令员,武汉军区由陈再道司令员。黄、陈二人在广州和武汉军区分别任职14年、12年。

  1968年3月,黄永胜上调北京任总参谋长。因黄永胜属意的丁盛(少将军衔)刚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不久,且资历尚浅,直到1969年7月,黄永胜才免兼,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也是一员勇将,曾在黄永胜任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中任师长,后任五十四军军长,入朝作战、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都率部参加。名震川藏的“丁指”,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四野扎根的广州,是林彪的根据地,广州军区军政一把手丁盛、刘兴元同黄永胜关系颇深(一个是其爱将,一个是其亲家)。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对林彪集团“五位大将”的检讨、对党内斗争、对“超天才”等多有谈论,还特意当面点拨丁盛: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丁盛、刘兴元二人对毛泽东语带深意的“敲打”既惊且怕。毛泽东打了招呼后,他们在广州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作了传达。

  老巢不稳,惊恐的林家父子出逃时未敢南下广州,选择了一条不归的北逃之路。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负责人时,专门表扬了广州军区广州陷得深,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很主动,回去后马上就开会,把我同他们谈的问题都讲了……

  在处理林彪事件过程中,成都、武汉和广州军区被认为是问题较多、陷得较深的三个军区。中央对成都武汉两大军区动作较大,但对广州军区“网开一面”。

  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还是继续重用。刘兴元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丁盛不仅继续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还接下刘兴元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职务,成为华南地区大权在握的军队一号人物。1973年12月,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就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后被指“倒许”“批邓”甚为积极,“四人帮”被粉碎后,被解除职务。

  这期间,广州军区经历了黄永胜、丁盛、许世友三位司令员

  四人帮倒台后 华国锋为何突然对昔日恩人下手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然而,就在人们翘首期待着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恶、拨乱反正之时,却传来了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成为“四人帮”的同党被“揪”出来的消息!丁盛在1974年之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多年,这一消息在广州军区机关引起很大震动。我(迟泽厚 广州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作为长期在广州军区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对丁盛有所了解的人,更是深感惊诧,百思不得其解。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点名

  丁盛被定为“四人帮”同党,是由因领导粉碎“四人帮”而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亲自点名的。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7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些了解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感到不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时间军队权力极大,华国锋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

  1970年,47军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黎原因部队移防而调离湖南后,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亚奉命去湖南“支左”,本可顺理成章接替黎原职务,但丁盛和军区政委刘兴元却力主由华国锋当一把手,卜占亚退居第二。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刘兴元、丁盛的意见,对刘、丁毕恭毕敬,有如下级对待上级。为什么如今时隔几年,华国锋竟会对丁盛说出这样的狠话来呢?

  有的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华国锋已经是全党的“英明领袖”,抚今追昔,想想当年他仰广州军区领导的那段经历,他心里大概会不是滋味的。不能期望他报什么恩,倒要谨防他找碴儿报复。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秦末最早起来造反的陈胜,曾对一起给地主干活儿的同伴说过“苟富贵,无相忘”这样仗义的话,可等他当了大王之后,穷哥们儿来投奔他,他却怕暴露自己的卑微出身,把来人杀了。

  江青狠整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旧交,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华国锋除了整丁盛之外,还整了广州军区一大批干部,绝不是偶然的。再说,华国锋要整丁盛,也是有由头的。

  1972年,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决心把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要丁配合,丁却认为卜占亚即使有错误,也只是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便敷衍了事,让华很没面子。以后卜占亚屈打成招,丁盛却因毛泽东说了他的好话而逃过一劫。如今有了机会,岂可错过!

  当然,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

  磨 难

  被华国锋点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抄家,无尽无休的拉往各处批斗,两次长达两年多的不说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的关押,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1980年之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再英明,他说过的很多话,做的一些决定遭到批判。但是,奇怪的是,他对丁盛的定性,却被不走样地继承下来。

  1980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所以没有出庭。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丁盛的起诉书称:“1976年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60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后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

  据说,起诉书的材料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供词。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荒唐、幼稚,丁盛怎么能讲出这样没水平的外行话来!

  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建制部队的调动大权集中于中央军委。对像丁盛这样的大军区领导而言,只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都能调动;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也不能调动。因此,不存在哪个军调得动、哪个军调不动的问题。

  我尤其奇怪的是,起诉书为什么偏偏提到60军?要知道,60军在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中,在历史上并不是很强的部队。倘若起诉书认定丁盛真的讲了60军他调不动这样的话,这可算是对这个军的褒扬,那么,反过来岂不是说南京军区的另几个军,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硬骨头六连”所在的第1军,倒是可以放心,可以调动他们参加“四人帮”的叛乱吗?这岂不是在政治上对另几个军的的莫大的侮辱吗?

  这个起诉书的材料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其执笔者在其他方面还是颇有心计,颇下功夫,可算是一个老到的刀笔吏。如丁盛明明是到上海一带做战备勘察后住进延安饭店,马天水等人是偶然得到消息去做礼节性拜访的,但他却写成“……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笔尖轻轻一转,就变成丁盛是专门去上海与马天水等人密谋了。丁盛与马天水等人这次会面前后不过一个小时,当时丁盛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都可作证,起诉书则写成“作了半夜密谈”!好个“半夜密谈”,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又过了1年零8个月。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才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于是“决定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决定书》对丁盛“罪状”的表述与《起诉书》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句: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

  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却又引起我的一连串疑问。这里最大的疑问是:

  丁盛与马天水等人素昧平生,政治上丁盛对他们毫不摸底,特别是徐景贤和王秀珍,还是为丁盛所鄙视的“造反派”,他们又没有预先串连,丁盛凭什么对他们竟会一见倾心,冒冒失失,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筹码,毫无顾忌地同他们密谈“打内战”的问题呢?难道他不知道,从古到今,窃议最高领导人(古代是皇上)的身后事,都是要命的弥天大罪吗?

  “免予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1977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有人干脆称之为“开除军籍”),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150元。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1984年7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

  由于心情不好,生活、医疗条件又差,1984年9月18日,丁盛在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来遭受的无数屈辱郁积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人称丁大胆的老兵,竟然如江河决口,失声痛哭!在场者无不凄然。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揹着黑锅死去,他还是相信组织,相信共产党,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派人来听听他的最后陈述。总算不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了一位处长。听了丁盛的陈述,两位处长也为之动容,却爱莫能助,只能答应回去后如实汇报。丁盛的病情日益严重,到了10月间,终于同意他回南京治疗。军队医院不能住,他被安排住进了铁路医院

  漫漫申诉路

  丁盛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也在风口浪尖经受了不少磨练,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会把“参与政变阴谋”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他困惑,他委屈,他愤怒,他豁出去了。他从不认“罪”,他奋起抗争。他同每一个要他交代问题的人吵,对着干。以后感到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就横眉冷对,不理不睬。他写过许多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笔者也介入了丁盛的申诉活动

  我与丁盛其实并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8月,我所在的四野第48军解放赣西南地区后,军主力奉命就地驻防剿匪。这里是丁盛的家乡,当地一些群众向我提到他,我才知道有个丁盛。此时他是45军135师师长。1960年,丁盛率由44军和45军整编而成的54军主力在西藏平叛,恰巧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才第一次见到他,并有过短暂的交谈。1968年春他从新疆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年多后任司令员,我先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长,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才与丁盛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係。

  我从1951年开始做秘书工作,1953年调中南军区司令部。几十年间,除当过几年作战参谋外,一直在秘书部门围着领导转。几十年的秘书工作经历使我得出一个结论:领导干部的活动,从工作到私生活,很难逃出一个尽职尽责的秘书或秘书部门的眼睛。以我对丁盛的了解,从一开始我就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深感怀疑。及至看了他的“罪证材料”,更感到难以令人信服。

  1988年8月,我回山东探亲,在烟台意外地与丁盛夫妇相遇。他们住在一个老战友的孩子家。我与丁盛进行了一次长谈。我问他:定案材料中讲,他曾于1976年8月8日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讲,60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激动地说:“根本就没这回事!60军是我到南京之后,为了战时加强长江口的防御,经我提议,报中央军委批准,才从江北调到沪宁线的。如果我指挥不动,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如果不是心存偏见,应该承认丁盛讲得确有道理。

  定案材料又讲,“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听了丁盛关于他指挥不动60军的谈话之后,便给他们控制下的民兵突击下发了大量武器弹药,准备发动武装叛乱。材料的炮制者竟然没注意到,1976年12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早已认定“今年(1976)6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可见此事早在所谓丁盛关于60军的谈话之前两个月,“四人帮”就已作了决定,现在却又扣到丁盛头上,露了大马脚。这种造假水平实在太低,用一句山东话讲,是顾头不顾腚啊!

  听了丁盛本人的陈述和研究了若干材料之后,我感到对他的定罪材料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破绽百出;而且对丁盛这样处理,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我有责任帮他把此事弄出个究竟。

  1989年冬,丁盛来广东,先到深圳他女儿克西家住了一段时间,春节后应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之邀,又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1990年2月27日,在李维英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和我,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诉问题。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弃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随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我的申诉》,针对《免予起诉决定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辩驳。

  丁盛夫妇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又找中纪委、军委总政治部。几个部门似乎都有权力、有责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几个月,没有一点结果。最后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级、十大元帅中唯一在世的聂荣臻元帅。这年聂荣臻已是91岁的老人。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亲到丁的住处看望,建议丁盛给这位老帅写个报告。随后,周均伦拿着丁盛的报告向聂荣臻汇报了丁盛的问题。

  聂荣臻对丁盛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的工作成绩都给予很高评价,但对丁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况,则因他在1967年后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基本没有工作而知之甚少。他采取了客观、负责的态度,交代周均伦以他的名义把丁盛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的一位副主席和军委秘书长,请他们认真受理丁盛的申诉,弄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作出适当处理。丁盛得到消息,不胜欢喜,但他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却再无下文。以后他了解到,军委这两位领导人根本没把聂荣臻的批示当一回事,其中一位还口出不逊,说是“多管闲事”!倘若聂荣臻当时还在台上,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了。

  这件事让丁盛受到很大刺激。元帅批了都不管用,在北京住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北京的天气也冷起来了。他应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请,又到天津住了几天,到民权门和金汤桥一带默默凭吊了当年攻打天津时牺牲的烈士,便又两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儿家。

  不愿解铃的系铃人

  沉寂了几年,丁盛决定继续申诉。笔者同他一起分析了形势: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其复杂处就在于他被扯入了一个集团案,整个集团定性未变,他的问题很难单独解决。因此,要有长期思想准备。

  但是,如何申诉,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我注意到,丁盛的定案材料只有一条罪状,即由于他讲了60军不听指挥的话,结果导致“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准备叛乱。而此事据说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受审查时交代的。我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如果能让三人中的一人讲出他们当时是如何编造出这个口供的,岂不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对丁盛的指控了吗?由于马天水已经死亡,而王秀珍是个工人,我建议从徐景贤身上突破。丁盛赞同我的意见。

  1998年4月14日,我先给上海一位作家写去一信。这位作家以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事件内幕和风云人物秘闻而蜚声文坛,他与徐景贤是老关系,我与他有一面之交。由于不知道徐景贤的通信地址,给徐的信需请他转交,同时也希望他和徐先通一通气,做做徐的思想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周,我又托去上海出差的一位熟人去拜访这位作家,着重就如何给徐景贤写信问题向他求教。这位作家表示愿意帮忙,并就该如何给徐写信提了很好的建议。

  5月,丁盛按照作家的提示给徐写去一信,请作家转交。徐景贤等人的“证词”让丁盛毁掉了一生荣誉,饱受磨难,但丁盛在信中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大度。他先是对徐热情问候,然后讲了他的现况,最后才恳切地提出希望徐景贤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关于丁盛的那段口供或曰“证词”的来历。信中写道:“如前所述,给我定罪的由头是1976年8月8日我同你们三位的会面与交谈,而惟一的证据则是所谓你们三人的‘证词’。

  同样,这‘证词’又成为拒不受理我申诉的挡箭牌。我深知你们当时的处境,倘若真有什么‘证词’,也不难想见它是怎样产生的,其责任并不在你们。实际上对我的处理早已内定,有没有你们的‘证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丁盛在同时写给那位作家的信中,除对作家的热心表示感谢外,并提出如认为他给徐的信有何不妥,可以指出,退回重写。然而,信发出后,徐景贤却未回应。

  2000年春,我去大连看望我的入党介绍人,曾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程摶九同志。归途我特意在上海停留。5月20日上午,我去拜访那位作家,专谈丁盛问题。他说,收到丁盛写给徐景贤的信后,便经由徐的小女儿将信转交给徐了。作家说:“丁司令(他确实是这样称呼的)的信写得很明白,徐景贤看后也会认真考虑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不会为丁司令员作证的。

  他知道,如果现在由他出面来推翻他原来的供词,那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是由组织出面,比如中央组织部收到丁司令员的申诉后向他作调查,那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会一五一十地把问题讲清楚。”“这个人很聪明,可惜太聪明了!”“听说他现在正在写回忆录,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到这件事。”“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公民权,但是仍由市××局×处管着。”最后,这位作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丁司令员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胡耀邦。可惜他死了!”

  我认为这位作家对我这个新交的谈话是坦诚的。我提出,想争取和徐景贤直接谈谈。他把徐景贤女儿的电话告诉了我。我随即给徐女士打电话,说1969年开“九大”时我曾同她父亲打过交道,也可算是旧交,我定于22日离开上海,希望走前能看看她的父亲。第二天,徐女士来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和几个朋友到郊区去了,可能当天不能回来!

  事情果如那位作家所料。既然他有顾虑,不肯见我,岂能勉强?罢了!

  2004年,徐景贤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他自称此书是“忠实于事实,对历史负责”,却对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下干的坏事极尽洗刷、粉饰之能事,并多有讹误。如书中讲:“九大”期间,上海代表团仅于三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在住地京西宾馆对陈毅元帅批斗了两次,即听从周恩来的劝告“适可而止”。这是公然撒谎,实则对陈毅的批斗几乎贯穿“九大”的始终。他把时间、地点也弄错了:“九大”是四月一日才开幕的;上海代表团也不住京西宾馆,而是与我所在的广东代表团同住北京饭店。对丁盛问题,他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承认曾与丁盛有过“密谈”。而奇怪的是,在正文中却根本未提此事。这么一件关乎他和丁盛命运的大事,岂能疏忽遗漏?正如那位作家所说,这人“可惜太聪明了”!

  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时断时续的申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结果。在物质待遇方面还是多少有些收获。

  1993年8月2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向南京军区发出通知,将丁盛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增加50元;可以享受与当地退休干部相同的生活补贴和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价格补贴;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干部安排。

  1995年,经中纪委和军委纪委协商,决定将丁盛收回军队,由广州军区接收安置。广州军区为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排了一套师职离休干部住房。从此,丁盛夫妇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漂泊生涯,终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在生活上一向比较随便,随遇而安。自从遭整之后,在政治上他不服,他愤怒,他抗争,但是在生活上,他却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过去他是不管家的,也不需要他管。现在,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什么都干。1984年10月之后,丁盛因病从南昌回南京治疗,以后几年大部分时间便与妻子儿女们住在一条小巷内的一栋旧民宅里。当地居民经常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提着篮子出入菜市,买些便宜菜。不久,大家便知道这是原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老将军。有的邻居和他攀谈,感到这个老头儿很和善,很随和,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有人叫他“丁司令”,他赶紧摆摆手说:“咳!别这么叫,我现在不是了,叫老丁。”

  丁盛治军很严,但平时关心爱护干部,尤其关心下级疾苦,这方面口碑很好。他遭整后,54军和原45军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几乎没人相信老军长会干起诉书所指控的那种事情。过去一些与他没有联系的老部下,在他遭难之后,反而通过多种渠道与他联系,有些人还邀请丁盛到他们所在城市走走看看。

  54军和原45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打到两广,不久后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改隶成都军区,参加了**平叛和中印边境作战,以后又先后转隶武汉、济南军区,因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54军的转业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丁盛应老战友和老部下之邀,与妻子一起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地,探访者应接不暇。在北京和天津、昆明、重庆等地,因为要来看望的人和丁盛要回访的人太多,便有热心人组织聚餐会,北京的聚餐会竟然到了近200人。

  有的人与丁盛分别几十年,见到当年英姿焕发干练豪放的老首长,如今历经磨难,竟像是换了另一个人,无不为之黯然。丁盛夫妇要走了,大家争着为他筹措路费。有些早年转业的基层干部,生活相当困难,也一定要凑几块钱,表达一点心意。丁盛曾多次对熟人讲,他晚年有三靠:一靠妻子儿女,二靠组织,三靠老战友。前两靠不言而喻,第三靠丁盛感受最深。

  这些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在他遭难之后,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而且在政治上继续信任他,大家不相信他会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老战友、老部下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使丁盛得到极大宽慰,更激励了他为讨还政治清白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一讲起同这些老同志的深厚情谊,丁盛就满怀深情,激动不已。

  丁盛的第一靠是靠妻子儿女。在精神和生活方面,他确实一直得到妻子儿女的极大关爱,但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指靠不上的。丁盛被点名批斗之后,还没等到正式处理,他的妻子儿女便都受池鱼之殃,几个孩子或转业,或下放,全家在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上世纪80年代丁盛那150元的生活费,他要用于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尽量省钱。1993年8月,他和妻子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嫌软卧太贵,买了两张硬卧。是老式的三层硬卧车厢,售票处按惯例卖给他们一上一下。丁盛让妻子睡在下铺,他费尽气力,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到南京后,又是连日酷暑难耐,这年他整80岁,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结果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这种日子,对一个过去的大军区领导人来说,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1995年4月,我受命为一位开国上将作传,去深圳采访住在女儿家中的丁盛。此时丁盛的几个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采访完了我要离去时,丁盛起身从窗台上拿来一个装有许多硬币的罐头盒子,对我说:“你坐公交车,车上不找零,你拿点零钱去。”他夫人在一旁说:“深圳上车7毛钱,实在别扭,还不如干脆像广州那样,收1块钱算了。”丁盛听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不嫌麻烦,还是愿意省这3毛钱。”他的话让我感慨万千。有句俗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有过过苦日子的人,是不会有丁盛这种感受,说出这样话来的。

  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后,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这里毕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15师,红军时期是中央红军。丁盛一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红军。说是宗派、山头情绪也罢,怀旧也罢,军人对老部队都怀有特殊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没有一点历史渊源的新环境和在老部队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

  特别是这个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大部分是丁盛任军区司令员时的司令部机关干部,丁盛对其中许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谈的话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备。丁盛喜欢下象棋,情报部的一位副部长是和他经常交手的棋友,两人有时一下就是半天,杀得难分难解,旁边还经常围着一圈为两边支招的人。干休所领导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况,对他尽可能给予一些照顾。

  1999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栋30层新楼。新楼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楼。丁盛对新房十分满意,他最喜欢的是主房的南面有个大阳台,夏天可以乘凉,冬天能晒太阳。他在阳台上摆了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经常和夫人在此小憩。他曾对我说,他住过很多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两套,一套是他当军长时在重庆住的,再就是这一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适用。

  最后的关怀 最后的遗憾

  为讨还政治清白而坚持斗争、苦苦等候的丁盛,忽然得到北京一位老友传来的喜讯:丁盛的老首长、“两案”审判时担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的黄火青,决定亲自出面请求为丁盛平反,要丁盛立即赴京,面商有关事宜。丁盛兴奋不已,立即和妻子赶往北京

  抗日战争末期,丁盛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黄火青是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黄火青曾兼任热河军区政委,丁盛是热河军区下属一个军分区司令员;稍后,黄又任冀察热辽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盛是这个军区的一个旅长。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专做地方工作,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对“两案”进行审判时,他被指定为“特别检察厅”厅长。在认真看了对丁盛的起诉材料后,他认为证据不足,建议不要把丁盛列入起诉名单。但是,他的意见被否定。

  见到关心自己的老首长,丁盛格外激动。黄火青是一个律己甚严而又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家,他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屋子里摆的还是几十年前公家配的旧家具。这年他已是98岁的老人

  黄火青简单地问了丁盛的一些近况,便很快转入正题。他说,虽然他已很久不工作了,但是还一直记挂着丁盛的问题。他对丁盛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惋惜。他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争取使丁盛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他给丁盛出了个主意:当时正值印度进行了核弹试验,又在中印边境炫耀实力,丁盛曾在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印边境地区和印军情况比较了解,不妨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个报告,先对加强中印边境战备建设提出建议,然后再顺便提出自己的申诉。报告由他转呈,他也写个报告,提出对丁盛问题的处理意见,一并上报。估计这样比较容易引起领导人的重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丁盛随即按照黄火青的指点写出报告。考虑到报告的文字不宜太长,丁盛对加强边境战备建设问题写得比较简略,而另写了一份《对当前中印边境斗争的几点建议》,作为报告的附件。丁盛在报告的申诉部分,扼要地谈了他当前的困境,“今年85岁了,右眼失明,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甲亢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伴又是一个老病号,动过5次手术。多年来,全靠子女和战友们接济生活。”他恳切表示,自己“热爱党,热爱军队”,“希望能回到党和军队中来,在有生之年能解决党籍军籍问题,并提高一点生活待遇”。

  报告呈上去了,因为是黄火青具名,军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请军委纪委调查了解情况后处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调查清楚?有多少程序、过场要走?需要多少时间?谁也说不清。在北京是等不起的。丁盛夫妇只好又回广州等候消息。

  等到1999年1月,丁盛在北京的那位热心的老友终于来信了。跟5个月前的情况相反,这是一封让丁盛泄气的信。这位老友的信一开头便写道:“两次请你们来京,事情都没办成,我实在感到歉疚,对不起故人。”事情没有办成,是黄火青让他身边的人通知丁盛这位老友的。据黄火青的身边人说,“黄老自己也感到难受,他(黄火青)说,‘今年办了两个人的事,都没有办成,感到对不起丁盛同志’”。

  黄火青原想先争取使丁盛恢复党籍军籍,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案不能翻,生活可以适当改善。”话说到这种地步,黄火青也无可奈何,只能慨叹“谁知结果是这样”!黄火青还得到通知:军委领导人的批示已形成文件,发往广州军区,屆时有关部门会找丁盛落实批示精神。这位老友最后劝慰丁盛夫妇想开一点,“保持身心舒畅,至于历史的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谁又能封住后人之口?!”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心情怎能舒畅?不过,有人劝慰丁盛:政治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能先改善一下物质生活也好,物质待遇提高了,也有助于消除或减少一些人对丁盛的政治偏见。丁盛认为这意见不无道理。但是,又等了半年,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7月11日,我又帮丁盛分别给黄火青的身边人和丁盛在热河时的另一位战友写信(先前那位老友到美国看望留学的女儿去了),反映了这一情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丁盛还没等来北京的正式答复,便突然病倒了。8月26日,他因高烧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院诊断他患了肺炎。虽然按上面规定他只能住师职干部病房,但是医院方面对这位老司令员还是尽可能给予适当照顾;同时,丁盛的长女丁力是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之一,更使他得到许多慰藉

  丁盛住院后体温一直不退,但他精神很好,头脑清晰。9月初我去探望他时,他表示对治疗很有信心。其实,他对病情的凶险还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对丁力讲,他知道,朱老总就是得他这种病去世的。也许正因为他有了这种不详的预感,他和自己的亲人谈了许多平时他很少讲的往事与人生感悟。他说,如果他不参加革命,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所以,他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

  晚年他虽遭不幸,但是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过去的战友们都关心他,信任他;来到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工休人员都尊敬他,照顾他;自己的子女都很争气,他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他也看到有些过去的熟人,现在见了他不大自在,有的人甚至和他“保持距离”,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他理解人家的心情,要体谅人家;但是,对有人劝他“看淡一点”,他却说:“这话看怎么理解,如果是劝我不要消沉悲观,我赞成,如果是劝我认错认罪,那就是是非不分了,我没有的事,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绝不能承认,不存在看重看淡的问题!”

  他对有关方面迟迟不处理他的问题,感到很不理解。他知道自己已是耄耋之年,来日无多,时间的优势不在他手里,他陪不起,拖不起,常常为此焦急。但他坚信,只要是共产党,迟早总会给他平反。

  9月22日,在几十年的战争环境中体力严重超支,最后20年又备受屈辱,早已心力交瘁的丁盛,病情急剧恶化。医院把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广州几位著名专家请来会诊,最终仍无法挽救他的生命。9月25日,丁盛与世长辞。在丁盛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孟文虹和子女们曾给军委主要领导写信,报告丁盛的病情,并请求为丁盛平反,让这个一直心在共产党、心在军队的老战士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自然,这封信也没有结果

  困惑与反思

  丁盛去了,他怀着莫大的遗憾去了。斯人虽逝,却留下了一串令人困惑、发人深省的问题。

  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丁盛究竟为什么遭难?很多人认为,丁盛是在劫难逃。他长期在林彪、黄永胜领导下工作,在衡宝战役中率孤军插入白崇禧集团的心脏,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立下大功,受到林彪嘉奖,以后又继黄永胜之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这些原本辉煌的历史,当毛泽东把林彪视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之后,对丁盛就很不美妙了。1971年8月底,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负责人时,曾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话绝不是随便说的。

  丁盛不该忘记,当时华国锋就在现场,华是以善于揣摩、领会毛泽东的意图而著称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大批原四野干部受到审查、处理,但因毛泽东曾讲过丁盛、刘兴元的好话,才使他们躲过一劫。然而事实证明,像他们这种经历的人,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长沙被接见的广州军区丁盛、刘兴元、卜占亚三人都被陆续“补课”,无一幸免。所不同的是,刘、卜被划入“林彪反党集团”,而丁盛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四人帮”分子。为什么要把丁盛和“四人帮”弄到一起?

  有人认为,这是形势使然,斗争需要,符合“大方向”。这样有助于深揭和坐实“四人帮”图谋掌控军队的野心。更何况丁盛在大军区司令员中资历浅,他在南京又是个“外来户”,只要上面给他定性、点名,不愁众人不一拥而上——当年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无不如此,概莫能外。也有人说,丁盛这人说话、做事太冲,不会拐弯,不懂韬晦,有些人(当然不是一般人)早已对他不满,他却浑然不觉。他挨整是早晚的事儿,但绝没想到他会成为“四人帮”分子,这可真是……

  最早把丁盛“端”出来时,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丁盛)的话有记录可查”;以后,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也说,丁盛的“罪状”“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不管丁盛本人或他的亲属如何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却始终不肯拿出为丁盛定罪的任何证据。这不仅使丁盛和他的亲属不服,许多关心此事的局外人也深感诧异:既然丁盛不肯认罪,又申诉不断,何不把证据亮出来,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既可让丁盛老实认罪,又可教育广大群众!

  丁盛不断申诉,有关方面多数情况下不予置理,当不得不答复时,则说:上面有“精神”,为了保持安定团结,凡是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已作过处理的,一律不再处理。这就奇了,且不说“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种提法本身就很不正确,是一种极左政治术语,关键是这两次“路线斗争”情况极为複杂,谁敢保证件件处理正确?倘若错了,为什么却“一律不再处理”?不是讲“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吗?不是讲“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

  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吗?不是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吗?为什么新的“凡是”就是金科玉律,冒犯不得呢?至于说什么“安定团结”,岂不知物极必反,不平则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明知有问题而置之不理,只会增加安定因素,何来安定团结!

  丁盛的遭遇令许多老干部为之不平,更有人为之奔走呼吁,虽然收效甚微,却让丁盛深受感动,得到莫大宽慰。这些人几乎都是已离休的无权者,因而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尽管可能反映民意,却未必能引起重视。而一些当权者,则对此事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冷漠的态度。特别是有几位丁盛当年的部属,在丁盛申诉的后期都位居要津,他们对丁盛的基本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也应该看到丁盛的申诉材料。他们确实无权为丁盛彻底平反,但也绝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然而,可能是为了避嫌,他们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知这是否也是中国特色?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提倡“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丁盛是个有公民权的人,一生又出生入死、竭智尽忠,为共产党打江山,自然应该为他开个追悼会。经过请示,有关方面答复:主要由亲属办理。既开追悼会,就得发讣告,布置灵堂。讣告和灵堂的横幅该如何称呼丁盛?亲属按惯例拟写“丁盛同志”,不料,过去对丁盛的申诉或者没有反应,或者反应慢得出奇的有关方面,这次却反应奇快:不能称同志!为什么?没作解释。那么,丁盛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决定书”并没宣布剥夺他的军衔,可否称为将军?也不行!丁盛是1930年的红军,他出事之后南京军区只是宣布“命令”他“退出现役”,并没说开除军籍,称老红军总可以吧?答复还是不行!

  丁盛的妻子儿女们一起商议怎么办,大家都犯难了,总不能就叫丁盛吧?

  我被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家庭会议。我搜索枯肠,提了个意见:中国有尊老传统,老作家巴金、冰心,他们晚年大家都尊称为巴金老人、冰心老人,一位著名女歌手唱的一首歌中,也称邓小平为老人,我看就叫“丁盛老人”吧!大家议了一阵子,虽然觉得不太理想,最后还是都同意了。

  不少人认为有关方面的决定太不近人情。有些不知内情的人,以为“老人”的称呼也是官方定的,以鄙夷、揶揄的口气说:“哼!真想得出,来个‘丁盛老人’!”我听到后赶紧声明,这是我的建议。对方马上换了口气:“你还真能发明创造呀!”我只能苦笑。

  1999年10月7日,“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在黄花殡仪馆大厅举行。几百人挤满了大厅。参加者都是自发来的,不少人来自外地。没有一个在职的领导干部到场。灵堂四周摆满了花圈,花圈飘带上写的对丁盛的称呼因吊唁者的身份而异:同志、将军、老首长、司令员……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丁盛老人”。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这是毛泽东于1967年5月对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两个反映“支左”情况报告的批示。毛泽东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两个单位对“造反派”支持不力,要求军队改变观念,跟上形势,真心支“左”。毛泽东的批示是不对的,“造反派”是什么货色?他们已经以自己的行动为自己作了结论,毛泽东在作批示后仅一年多时间,便也公开表示不再支持“造反派”了。但是,此话的一般道理还是对的。用于对丁盛问题的处理也很贴切,有针对性。所以,我用此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丁盛

  按:这是丁盛于1985年11月15日写给上级领导的一封申诉信的附录。他在信中说:“仅凭我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一个晚上的谈话(马、徐、王就此捏造出的假口供详情见附页),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据这假口供判定我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这与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为此,他对这一罪名所谈事实的真相作了自己的回忆。本文由《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的整理编注者余汝信提供。

  去上海的目的以及76年8月8日与马、徐、王怎么见面的

  七五年我心脏病复发,遵叶帅的指示,从九月至七六年二月,一直在南京中山陵养病。讹传我不听叶帅招呼,去了上海治病,这不是事实。

  七六年八月,军区***月份要在上海、杭州湾搞陆、海、空演习──这是由总部批准,有各大军区及总部的人参加,军区领导也全部参加的活动。这样,我因工作去了上海

  七月三十日,我离宁经上海视察演习部队及附近海岛部队。八月八日坐了一天海船到长江口大小洋山,李宝奇(上海警备区政委)到那儿接我。抵达上海,李宝奇问我:“你来了上海,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我说:“不要。”九点多,我在延安饭店准备休息,秘书陈长顺告我: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来说:“廖政委明天请上海市的医生会诊,要我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以引起他们的重视。”陈秘书因我劳累要休息,想请党办李主任打这个电话,张秘书说还请司令打好,我就按这一要求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久,陈秘书告我:“市委电话说马、徐、王要来看你。”十点左右,他们来了,闲谈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去看了廖政委。

  就这样,客观因素促成我意外地见到马、徐、王,决非我有意安排要见他们,而达到所谓密谋的目的。

  八月八日晚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一见面,彼此寒暄:“你们这么晚了,还来看我。”“应当。”“从哪儿来?

  “从海岛来。”

  我说了视察海岛的感受:“从长江口以东以南的地形看来,屏障多,兵力密度大,敌人(指外来侵略者)若想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老路,肯定要失败的。而长江口以北,以东的地形我从没去过,但听说水网地区,没山作屏障,兵力密度小,这个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要去看看。”

  我说:“这次我们部队要搞演习,要来很多干部,在车辆、交通秩序、副食品供应上都希望市委协助解决,要麻烦你们了。”

  马说:“应当,不成问题。”

  我说:“进长江口,水浅,大货船进不来,李先念同志讲过:每年罚款多少亿,你们挖个深水港多好呀!”

  我问:“你们很忙吧?”

  马说:“很忙,搞生产,忙给唐山运物资,这次唐山地震很厉害。”

  马、徐、王主动提起:“军区七月份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是检查部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的会议,是错误的)。你们军区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吧?”

  我说:“是一致的。”

  马问:“魏金山(六十军政委)怎么没参加这次会议?”

  我说:“他有病,住院了。”

  马说:“上警的一个副司令董常云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批评他的。”

  马又问:“李宝奇同志是怎么来上海警备区当政委的?”

  我说:“是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党委提议来上警当政委的。”

  马问:“李宝奇这个人怎么样?”

  我说:“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你看怎么样?”

  马说:“李说话圆滑些,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他和刘耀宗不一样(上警另一政委),刘是直筒子,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

  马又问:“刘耀宗哪儿去了?”

  我说:“他有病,在黄山休养。”

  马说:“欢迎刘耀宗回上海工作。”我没答话。

  我说:“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发作。”

  马天水指著徐景贤说:“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

  “好,谢谢。”

  坐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块去看了廖政委。

  他们有意打听上警干部及军区会议的情况是别有用心。当时我只把他们当上海市委领导看待,没能识破他们反革命面目,失去警惕和防范,这是我的错误。

  (三)九月三日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九月三日,十点左右,马、徐、王没打招呼,突然来延安饭店我的住处,我问:“你们来干什么?”马说:“最近有两批较多的外宾要来,看延安饭店的宴会厅是否容纳得下。”我说:“可以去看看。”

  他们坐下来,我说:感谢上海市委给予军区这次演习的支援和帮助,马天水说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

  马说:“市委给你们转去一封信,是无锡部队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

  我说:“收到了”。

  这时我告诉他:“我们也收到了一封信,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给某医院护士的。”他在信上说:“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我说:“打内战可不得了,我们已将这封信送中央了──送给陈锡联同志。”

  马天水说:“我们也收到了类似内容的一封信,也送中央了。”

  这事就说了这么几句。

  (四)军事检察院的免予起诉书(下简称“决定书”)说:“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发了各种枪支弹药。这就构成我参与密谋武装叛乱罪。

  (五)下面请组织听取一个老战士对党的自白:

  (1)关于六十军的问题:

  “决定书”上说:“我最不放心六十军”“六十军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事实上八月八号晚谈话,除问到魏金山(六十军政委)哪儿去了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到六十军。

  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六十军没有任何关系。马、徐、王的供词说我对六十军“很担心”,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赃,彻头彻尾的捏造。

  说我说:“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在宁沪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我身为大军区司令,对下属部队根本不存在调动调不动的问题,事实上,我刚顺利完成了对六十军的调动。

  我感到六十军的一个师配置在交通条件较差的淮阴一带,便提出将该师调到无锡市,经军区党委讨论,总参批准,七六年上半年该师调防,六十军军部也从江浦调到镇江。若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真是无稽之谈。

  (2)“决定书”上说我表示:“准备杀头”,这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会出此悲观的混账话呢?八月八号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的形势,我想的是演习,谈的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头”之类的话。

  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3)“打内战”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信的内容,怎么成了我和马、徐、王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谈话,硬不顾客观事实,给安在八月八日晚上;是为了证实八月十一日马、徐、王的突击发枪,是谈及“打内战”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动叛乱的罪名,这样又制成一个错案。

  (4)我和马、徐、王的关系:我和马、徐、王过去不认识,七四年调南京军区工作后,在上海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七四年三月,从舟山视察部队回南京,路经上海,晚上我们初次见面;第二次是七五年一军和二十军调防路过上海,王秀珍请我吃过一顿饭;第三次就是七六年八月八号晚和九月三日晚的两次谈话。在这前后,我们既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也没有任何书信、电话及私人交往。九月六日接到毛主席病重的电报,要我返宁,我去市委告别,如有谋反之意,这是密谋的最好时机,可我只告别一声就走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请组织详细调查我这一个多月的活动情况(从九月三日到十月八日)。

  粉碎“四人帮”,我才认清了马、徐、王的真面目:他们蓄谋叛乱,早就狠抓上海民兵多次发枪。马、徐、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武装叛乱,搞武装叛乱是他们反革命思想本质的大暴露,怎能无端归罪于我的一两次谈话,受我的影响呢?反革命分子马、徐、王的口供决不可信,他们为减轻罪责,妄图嫁祸于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总政检察院、法院的三名干部在八二年六月审理我的问题时,不听我叙述的事实,而相信马、徐、王的口供,他们说:“毛主席说审查干部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问题虽没别的证据,而马、徐、王的口供就是证据。”

  请组织相信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自白,绝不要轻信马、徐、王造反派的为减轻罪责,而嫁祸于我的假口供。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去年摔伤后三次住院。近况不佳,身体很虚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锁,殃及家属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诉,无人受理,给组织的信,都石沉大海,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过问。让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问题,并盼望解决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党虽在组织上处理了我,可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依靠党,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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