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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如何评价邓小平?他比华主席差远了!

2017-07-10 21:34:29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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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东兴为华国锋帮腔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其实,那是1977年1月上旬,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竟以此假案为据,称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此处的“反华”,指反华国锋。

  华国锋又强调说: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不言而喻,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

  华国锋的话,被归纳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个始终不渝地遵循。”

  汪东兴为华国锋帮腔说:

  “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陈云与邓小平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在1952年以后,陈云与邓小平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就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陈云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邓小平也很赞赏陈云。在邓小平“三落”时,陈云从来没有跟随大流去“批判”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说:“陈云同志不落井下石,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汪东兴为华国锋帮腔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1977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邓小平

  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第三卷,23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仍是当时中共内部斗争的一大焦点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苏振华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怎样的一种较量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

  遭邓小平批评的上将是谁?

  华国锋不甘撒手军队。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这时,杨成武已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由罗瑞卿大将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获悉海军调动的消息,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现已调集了七十艘军舰,二十多架飞机。这么大行动,未经军委,是华国锋擅自决定,并且有可能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

  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

  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这是一种较量。”邓小平当面对华国锋讲,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华国锋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明白,军委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

  老人家还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夜以继日,批一万多封来信,先后为六千多名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这六千多名高级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五月多事。检阅军队一波未平,《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走的一步棋。

  汪东兴下令:“《红旗》不表态。”

  华国锋首肯:“就是不表态!”

  招呼打到各省各部门,听招呼的却只有一个湖南省。

  湖南是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湖南也是出干部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的负责人是捧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回省作传达,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也是坚决站在华主席一边……

  邓小平出任军主席 这个人没少撑腰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父亲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7月30日下午,王震突然来了。当时父亲住在玉泉山,陈克勤秘书陪着他。陈秘书热情地把王老让进客厅,父亲和他寒暄几句,王老就把此次来访的意图讲了。

  原来,王震是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他是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成员,受中央委托,来征求父亲的意见。有个重要安排,中央想听听父亲的意见,那就是,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老说:“老帅,你拿个意见,我去报中央。”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父亲异常慎重,沉默了好一阵。许久,父亲才开口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王老频频点头。交谈一阵,王老就离开了。

  “写个正式的意见吧”

  据陈秘书回忆,王老走后,父亲起身到院子里散步,散步时一语未发,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厅,说:“还是写个正式的意见吧,说准确些,让王老带到北戴河去。”

  当时中央领导集中到北戴河研究“十三大”有关问题。陈秘书根据父亲的意见,连夜起草好了。第二天起床后,陈秘书念给父亲听,父亲反复听了两遍,才点头同意,并说:“就叫‘备忘录’吧。快请王老来带走。”

  “备忘录”里说: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

  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

  “四老全退,三老半退”

  王震带上它,到北戴河正式向中央进行了汇报。不久,王老那里传过话来,说:聂老帅的意见给中央报了,小平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据说,父亲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客观地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顺利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没有叶剑英的推荐与首肯,简直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与叶剑英的关系,类似如当年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历史上有一特感人又特震撼的镜头:入会场合,周特意把自己的军大衣披在毛的身上,并主动闪其身后。一时,众红军目瞪口呆,上司走在部下身后,且礼遇隆重,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千古难遇。

  叶剑英亦如此。叶于“后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发挥关键性作用,不仅因资历与威信使然,重要的是他掌控着军队实权。当然,这一权力也是拜毛泽东所赐。自林彪事件突发后,毛突然间就想到了当时“靠边站”多年的叶剑英,决定予以重用。让叶担任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无数史料显示,临终前的毛泽东确实害怕有人否定文革,曾对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叶有托孤之望。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起初叶也确实忠于毛的嘱托,正如他后来的检讨信所言,视华为“后主”而“尽忠尽心”。

  不久,叶、华的分歧逐步浮出水面。叶认为华始终未能跳出“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框框。在对待邓小平复出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两人矛盾不断加剧。而华本人并不谙于权力斗争,且与老将军队伍对比之中,深感自身资历严重薄弱,故而在叶的反复劝说下,被动同意邓小平的复出。

  这一复出,系邓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复出。这一复出,那些蒙受冤假错案后得以平反昭雪的老革命家老将军们,迅速团结在叶剑英、邓小平的周围,特别是陈云的政治地位再度崛起,遂使华国锋阵营势单力薄,权力逐步位移。有些人甚至经常当着华的面向邓(当时是副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华国锋、汪东兴等自然明白,高层的人事变动势所难免。

  没多久,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首先向华国锋阵营展开冲击。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转载此文。

  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叶、邓等中央领导人抓住机遇,坚决提议,由中央召集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此役,华国锋方寸大乱。

  会后,华提出由叶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以年事日高为由予以婉拒。但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主持大局的叶主动找邓谈话,二人在对关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问题上达成一致。

  甚至连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都做了安排,意思是“胡邓叶赵李陈华”排序为妙。胡,即胡耀邦、李,即李先念;陈,即陈云,华位列之末。此议,等于提前决定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更明显的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陈云直截了当地说:“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正当形势趋于尴尬境地时,叶剑英再次发挥关键性作用。他突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

  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此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接受批评。

  叶的这一表态,也等于表明自己开始退至二线,为邓的全面掌舵正式让道。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议由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陈云、李先念等随后发言表示支持。

  事后,他向人解释为何力荐邓小平任军委主席时说:“小平同志比我年轻,精神饱满,懂经济,懂军事,资历深,威望高,还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而我若做军委主席,那么当年粉碎四人帮的性质立即就会被外界歪曲:以为这是党内的一次军事政变,我是万万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

  故而,结合时代背景,严格地说来,没有叶剑英的力挽狂澜,历史是否又要改写,尚未为可知。

  解放上将在邓小平去世多年后才敢说出这事!

  就是这天采访中,尤太忠将军给我谈了他从未披露过的一件往事。这件事,如果小平不去世,将军是不会贸然说的。

  尤太忠将军:有些事邓小平在世时我不愿贸然说

  就是这天采访中,尤太忠将军给我谈了他从未披露过的一件往事。这件事,如果小平不去世,将军是不会贸然说的。

  1973年2月22日晚上,被贬谪江西3年之久的邓小平刚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尤太忠和李达、苏振华三人一起,冒着极大的风险看望了小平同志

  一个人的经历中往往会遇到许多偶然的事情,但在偶然事情中的表现往往最能体现这个人的品德。尤太忠是在去301医院看望李达时,得知小平回京消息的。当时他和李达有这样一段对话。

  李达:“你知道不知道邓政委回来了?”尤太忠:“我不知道。”

  李达:“你去看他不?”尤太忠:“我不知道他住哪里呀,怎么去看?”

  李达:“你愿意不愿意去?”尤太忠:“当然愿意去,多少年没见面了。”

  李达:“那你去坐我的车,或者坐苏振华的车。”尤太忠:“我就坐你的车。”

  李达问尤太忠愿意不愿意去,说明去看小平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当时小平只是回北京,他的政治命运如何谁都不清楚。何况后来还有一个“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李达和苏振华都是在“文革”中“靠边”的老同志,尤太忠则不同,他虽受冲击但未“靠边”,何况还担任着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自 治区主要领导的职务。

  据说,当时有一位和尤太忠相同职务的军区领导,邓小平专门托话给他,仍不敢前往看望。但尤太忠就是尤太忠,他的回答毫不含糊,没有一点儿犹豫

  将军接着说,小平住在西山的一个院子里。值班守门的正好我认识,原来是27军一个参谋,调到那儿当连长。他看到我来,给我敬了个礼,让我们进去了。我进去 后,看到小平同志,立正给他敬了个礼,握握手。他看到我来有点惊讶,说:“啊呀,你怎么也来了,你也敢来看我吗?”我说:“你是我的老政委啊。”李达、苏 振华、尤太忠看望他们的老政委邓小平时,谈了些什么,将军没有说,但他谈的一个细节给我印象极深。

  尤太忠说:“当时,我口袋里就装着带嘴的中华烟。由于动作慢了些,小平先给我递烟,我只好接过来吸了,光板烟……那烟差得很。结果,我自己口袋里带嘴的中华烟怎么也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历史大多是在无意间写成的,人的品德往往也是在无意间流露的。看到小平同志当时的境况,尤太忠心里很不是滋味。从西山返回时,他没有回家,而是直驱京西宾馆,找到在小卖部当经理的一位老部下。

  尤太忠急乎乎地问:“有没有好烟?”老部下答:“有,中华。”当时中华烟是最紧俏的高档商品,需要凭票购买或按级别分配。将军说:“给我买几条。”

  老部下瞪大眼睛望着他,问:“你买那么好的烟谁吃?”将军说:“送人。”

  将军买了5条烟后,立即驱车回到小平住处。门开了,小平同志奇怪地问:“你怎么又来了?”将军说,“给你拿几条好烟来。”

  尤太忠将军告诉我,邓小平立马拆开一包烟,抽出一支,掏出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啊——好多年没吸这么好的烟了。”

  烟雾缭绕中,尤太忠将军的眼睛湿润了。过足了第一口烟瘾的邓小平感激地望着这位老部下,就像当年望着汝河激战中的将军一样。

  人民网揭秘邓小平真正死因 卓琳说出了实情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 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 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 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 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 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 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 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

  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 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 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

  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 50米,宽40米,绕院子一圈是188米。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 有回来。”卓 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这是 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 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 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 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 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 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香港的三十八个地铁站,哀乐持续了十分钟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 说,只一集一集 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 后,黄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有 时候还会发脾气。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 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

  他在 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7日是正 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

  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呆若木鸡。整座楼一片寂 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 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 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 究,把骨灰撒 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

  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 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08。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 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

  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 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 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 领导了那么久,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中国人还会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吗?老百姓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没有眼泪,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 非。“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打开收音机,里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颂歌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

  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 做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 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 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普通百姓的智慧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在江泽民为他的恩师致悼词的时候,他们未在当场,只不过坐在遥远的地方,紧盯电视机屏幕,竖耳聆听,一下子就 听到弦外之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

  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采取安抚政策,缓和某些剑拔弩张的社会情绪,是符合当 时现实的。对中南海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但是这段话还是成为当时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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